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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儒家与“普世价值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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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3-12 12:51:4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师古
  “儒学”与“儒家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前者是对一个学派、一类学术、一种思想的描述;后者则是一群人对儒学所蕴含的学说、理论、价值及其所代表的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的认同与践履。有儒学,便有儒家。儒学传承几千年,历经坎坷,绵延至今。但自“五四”以来,儒家渐渐成为落后、反动、迷信的代名词。不仅如此,它还被“加冕”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障碍和中国落后挨打的终极原因。
  你能想象吗?当今中国竟然还有人以“当代儒家”自居,这一群“当代儒家”绝大多数都有海外留学或访学的经历,有些还是以西方哲学与思想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中、青年才俊。正是这样一群人,勇敢地对西方思想发起挑战,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,尤其是他们自诩的所谓“普世价值”提出了诘难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书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一书,即是他们的一次思想碰撞的实录。全书十几万字,篇幅不大,却不啻为当代儒家横空出世的宣言。这真是令人惊喜的现象,它表现出了对当下中国的关切和对本土文化、对中华文化传统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。这种自觉基于自信,这种自信又是基于对中西文明的融会。
  当代儒家对“普世价值”的批判
  《何谓普世?谁之价值?》的讨论聚焦于“普世”与“价值”的问题。当代儒家们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而击中肯綮的切入点,对西方强权政治支撑下的强权文化予以抨击,揭示西方发达国家所谓“普世价值”的虚伪性、两面性及意识形态性。
  所谓“普世性”,最早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概念。这个概念后来被抽象出自由、民主而被赋予了一种价值诉求,进而被描述为具有普世性。在冷战时期,自由与民主成为西方社会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最有力武器。冷战以后,尤其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,自由、民主被明确地套上“普世价值”的光坏而被高悬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头顶之上。西方强权俨然成了人类道德的代言人和化身,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。
  正因为这种观念与认识上的错乱,导致了以道德代言人自居的西方强权国家随意发动战争,随意发动“颜色革命”,却很少认真思考过,这种价值究竟是哪一家的价值,是否真具有普世性?更没有人想过,在民主、自由之外是否还有更具普世性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、人生态度?该书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。这群年轻学者不迷信、不盲从,从学理角度大胆提出疑问与批评。他们明确指出,任何价值都不可能是绝对的、无条件的和抽象的,认为“价值是有历史性的”,而“自由主义者把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法制、人权这些东西看作普世价值,但是,这些普世价值之间却是有内在紧张的。譬如,自由与民生之间,关系怎样?我觉得两者对于不同历史需要来说,是有先后顺序的”。(陈明)他们还指出,所谓普世,其实都是具有一定地域性的,比如,“当初民主和自由跑到中国来时,康有为和孙中山就对两者有不同的取舍,即中国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自由。换言之,在他们看来,自由与民主在西方未必是紧张的,但在中国却是紧张的……那么,为什么中国不需要自由呢?康、孙认为,中国自古就非常自由,并且对于当时之中国现实来说,自由不是太少,而是太多,无助于中国完成一个向现代国家的转变”。(曾亦)很多学者对西方所谓的“普世价值”的双重标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:“其实,我们不难看到,西方人是对外讲普遍,对内讲特殊。犹太人更是如此,说自己和上帝立约,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。这种排他性亦见于基督教,更见于当今的美国人。”(陈明)这些当代儒家们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内涵与本质,他们指出:“必须破除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迷信。其实,现代民主制度比古希腊的城邦民主还要等而下之,只是代议制而已,完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。”(齐义虎)对于西方利用所谓的“普世价值”来实现国家利益的做法,当代儒家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他们指出,所谓的“普世价值”已被意识形态化,已经堕落为西方社会强行推行自己的文化、价值观的工具。一位学者指出,“西方人的普世价值,就是一套意识形态,是西方人全球扩张的重要手段”。(吴新文)
  参与研讨的学者们在一个问题上有高度的共识,他们主张“中国作为一个大国,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,不能没有自己的普世价值。”(曾亦)“站在儒学立场上,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人之为人的普世价值。”(唐文明)所以,他们质问:“到底是人权还是人伦,才真正体现出"人之为人"的普遍价值?”(唐文明)他们认为,“普世价值”应该包含了底线价值的内涵即“底线伦理”和“理想普世价值”。“儒家不仅提供了底线的普世价值,比如"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"这样的道德金律,同样也提供了大同社会这样的理想模型。”(干春松)
  理直气壮地把儒家的价值观拿出来与西方的价值观等量齐观,并毫不讳言儒家价值观的优质性与历史合理性,仅就此而言,它已经宣示了中国文化的觉醒与自信。
  重建文化主体性
  近现代以来,关于儒学传统的优劣存废问题,争议纷纭。在鸦片战争以前,儒学在西方赢得一片赞美之声与仰慕之情;鸦片战争后,中国一再战败,儒学不知不觉变成造成中国落后的文化与道德的替罪羊。书中有一句令人感慨的话:“有人认为,中国百年来的积弱积贫,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的传统文化。可叹啊!这些人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老祖宗,再也没有比这更不肖的子孙了。”(郝兆宽)
  从“五四”以来的儒家遗老们,到以后的港台“新儒家”们,一直在为自己的传统辩护,但他们始终无法走出“弱者”与“理亏”的梦魇。我以为,在中西文化讨论的问题上,在儒家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问题上,一定要跳出一个被预设了的窠臼西方的价值观,西方的“普世价值”。如果你预设的前提是西方的价值观是普世的,那么,你只能跟着他走。可喜的是当代儒家们已经参透了其中的玄机,并跳出了西方设下的陷阱。他们提出了文化的自主性,于是他们有了“自说自话”的底气和自信。
  我很注意这次讨论中学者们对港台“新儒家”的批评:“港台新儒家论证儒家也有普世性的东西,不过,他们对普世价值这个概念没有反思,纯粹是简单地接受了自由主义那套普世价值。……他们仅限于论证儒家也有这些东西,即便一时没有,也可以"开出来"。我认为这个做法很糟糕,没思想,没出息!”(柯小刚)其实,这种先接受西方的“价值”,再来为自己的传统辩护、辩解的做法并不始于港台新儒家,“五四”以后的儒家们也是这么做的。当然,摆在“五四”儒家们面前的是丧权辱国、家破国亡的惨痛事实,是西方文明把东方文明击得粉碎的现实。他们没有辩说的底气,只能退而求其次,说人家有的我家也有,没有的可以开出来。显然,这样的辩解没有说服力。所以,从“五四”儒家到港台新儒家,始终处于被动和“理亏”的尴尬境地。“新儒家表面上听起来很强硬,好像自由、民主、科学那些东西,都可以从自己这里开出来。但是,这种说法却证实了自己骨子里的虚弱。因为按照这套逻辑,我们事先认可了西方的那套价值,然后再从儒家中引出这些东西来。这样的话,新儒学就缺乏对整个西方的自由、民主应有的反省与批判。”(白彤东)
  现在,我们终于等到了儒家自我觉醒的一天,年轻的当代儒家挣脱了捆绑在中国文化传统身上的锁链,发出了文化主体与文化自觉的呐喊。他们说:“中国自有主体性,必须超越左右,才能回归传统。”(郝兆宽)“儒家首先要立足于民族复兴、民族责任和天下情怀,应该以此为前提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普世价值。”(陈明)“现在当务之急不再是吸取外来文明的问题,而是要先把自己的文明从根柢上树立起来,这样才可能对中西文化有真正的融合。”(曾亦)他们认为,如果不破除对外来思想的迷信,就无法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性。“我们讲价值的时候,一定要讲价值的主体性,一定要问问这到底是谁的普世价值。”(郭晓东)
  当然,他们的道路还很漫长。书中有学者认为,以前的种种儒家形态“都不自觉地以西方思想为理论背景,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回答普世性与本土性的问题。儒家应该主动地设置问题,而不是被动地回答西方人的问题,这是根本重要的”。(柯小刚)是的,我们首先得有一套“中国式”的话语体系。其实,先人早已为我们设计了一整套中国式的整全的话语系统。这套系统经过宋明理学的整合、再创造,已经很严密而系统,它也许无法(也无需)和西方话语系统对接,但它足以应对现实的讨论。只是近百年来我们自己把它弃之深阁。以前,我们一直对西方亦步亦趋,但你学得再像,也不会被西方的傲慢所接受。现在,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洋人们也来学学中国话和中国式的学术话语了呢?让中国式话语与议题“成为世界性的公共话题”,此其时也!


来源:文汇报
发表于 2016-11-23 17:05:06 | 显示全部楼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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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6 天前 | 显示全部楼层
没人回帖。。。我来个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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